瘟疫城市攻略-文学评论 | 王威廉：瘟疫、文学与话语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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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时期，以文学为精神资源的人瘟疫城市攻略，一定会想起文学史上有关​​瘟疫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威廉，从疫情的角度讨论了很多相关的作品，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疾病的关系。 人们认为疾病是文学的隐喻和象征，文学不可能把疾病当作疾病本身来接受。 因此，疾病在文学叙事中必然承担着阐释和转化的功能。 文学以同情和同理心重建疾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疫情与社会的关系自然复杂。 并不是每一个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都有道德隐喻，也不是每一个从疫情中诞生的道德隐喻都只针对疫情本身。 格外注意。 笔者认为，如果疾病要揭开隐喻的厚重外衣，恐怕需要换个话语。 一方面，科学话语在文化表达中的权重会增加； 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局限性将更加突出。 因此，“人的极限与人性”等问题，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文化上，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核心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正是人类的困境与希望所在。

本文首发于《文学新闻|特刊·新批评》（2020年03月26日第三版）第176期，经《文学新闻》公众号（ID：）授权文学批评转载，特此感谢！

王威廉

瘟疫、文学和话语变化

文/王威廉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时期，以文学为精神资源的人，一定会想起文学史上有关​​瘟疫的作品。 《瘟疫》直接表现了一场流行病的开始和结束。 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甚至提到广州，让人百感交集。 没有经历过瘟疫的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瘟疫”的。 《瘟疫》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但它的现实性也被非常牢固地建构起来。 从发现病例，到确诊，再到报告、疑点、纠纷、封城，堪比一本严密的防疫行动指南。 非典时期读过《鼠疫》，第二次读时，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当我经历人生中的第二次瘟疫时，我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把这次瘟疫想成是一次“非典型”的事故了。

瘟疫与瘟疫年编年史

加缪认为，抗击瘟疫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诚实。 所谓诚信，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一个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这个类似于流行的“鸡汤”的结论，直到在社会上被撞破脑袋才会明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 加缪用冷酷的叙述者语气指出，他也不喜欢过分宣扬英雄主义，这会让我们认为我们周围存在着无边的邪恶。 我特别同意他对道德的判断：最坏的道德是无知，正是这种无知造成了主观之恶或无心之恶。 不了解病毒的可怕就误判时机，病毒的传染性强，让没有防护的医护人员近距离抢救，导致医护人员被感染，都属于这种情况。 但无知并不属于某个人，无知是人类的共同弱点。 从一种文化到一个人，每克服一点无知，​​就多一点道德。 我们的反思能否得出加缪在《鼠疫》中已经给出的结论？ 《瘟疫》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文学中的冷静与沉思。 文学的传统与抒情有关，但近代以来，文学叙事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冷漠。 当这种严厉与对现实的透彻理解相结合，将构成超越时代局限的启示录。

画家对 1665 年伦敦场景的渲染

追溯《瘟疫》的文学史，就不能不提笛福的《瘟疫年编年史》。 在《瘟疫》的开头，加缪引用了笛福的话：“用不同的监狱生活来代表某种监狱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东西来代表真实的东西一样合理。” 这清楚地表达了《瘟疫》的精髓。 初衷是用虚构来更有力地表达现实。 笛福的《瘟疫年编年史》是一部史实小说，描写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小说可能取材于当时笛福叔叔留下的记录。 为了还原疫情的真实情况，笛福详细描述了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些房屋发生了瘟疫。 甚至还有伤亡表格和各种叙述和轶事可信度的讨论。 据说有人在街上大喊：“四十天后，伦敦将灭亡。” 街上也有人光着身子跑来跑去，连夜奔跑，尖叫着：“哦，至高无上的神啊！” 这种瘟疫叙事开启了一种作家对社会诚信的观察与思考。 有人称笛福为之一位现代小说家，不无道理。 他的另一部广受赞誉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可以与《瘟疫年纪事》对比阅读。 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种兴趣。 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某种病毒（思想）传播传播，使被感染的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 另一方面，人被置于无助的境地，成为孤岛一样的存在。 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都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马尔克斯也是一位深受笛福影响的作家，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直接用疾病来比喻人类某种非理性的情感。 小说的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体现了爱情的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就像霍乱一样病入膏肓。 有些人像发烧一样迅速康复，而另一些人则终生无法康复。 还有作家库切，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述了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霍乱时期的爱情与鲁滨逊漂流记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他和他的人民》中，库切一直在谈论笛福和瘟疫，比如船夫罗伯特是如何把装食物的袋子留在河边，让他染上瘟疫的妻子和孩子们过来的捡起来; 吹笛者如何醉酒睡在别人家门前，如何被运尸车拖走差点被活埋等等。在库切看来，瘟疫就是生命本身的故事，整个生命的故事。 我们应该及早为死亡的到来做好准备，否则我们会随时随地被它击中而死亡。 库切写道：“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有些人出于恐惧，抛下一切：家园、妻子和孩子，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变得卑鄙，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胆小鬼。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瘟疫面前需要鼓起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拿起枪杀敌人的勇气，而是骑白马挑战死神的勇气。” 这段话似乎是为我们今天准备的。

约翰·麦克斯韦·库切

（约翰）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失明》增加了虚构的力度。 “失明”或“失明”均可作为一种具体的传染病，故其寓言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建造。 但是，在疫情期间，我发现现实主义层次感强的小说更能引起共鸣。 这或许是在提醒人们，所有的隐喻、象征和寓言，更好能在现实的土壤中找到自己的根，让那个根系的基因在历史的暗河中更长久地繁衍生息。

何塞·萨拉马戈 (José)

凭借作品“失明”

中国文学中，像笛福的《瘟年编年史》和加缪的《瘟疫》，直接描写瘟疫的小说，印象最深的作品是陈忠石的《白鹿原》对瘟疫的描写》，虽然只是篇幅的一部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小娥的死引发了一场瘟疫，这不仅意味着一种可怕的死法，更是一种诡异的报复方式。

陈忠石和他的作品《白鹿原》

除了以疾病命名的作品，在我看来，至少有一半的文学作品与疾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没有疾病，就没有文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咳血决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剧，而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头痛也与他多疑多虑的性格融为一体。 疾病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文学不可能把疾病当作一种疾病来接受，就像生活不把疾病作为一种疾病来接受一样。 疾病可以在任何层面上改变生活，正如疾病在文学叙事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解释和转化的功能。 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无意解构疾病在文学中的功能，恰恰是针对现实中疾病在道德方面以文学的方式过度解读，以及相应的歧视和压抑。 换句话说，剥去疾病的道德色彩是生物学而非文学。 文学以同情和同理心重建疾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正因如此，疫情与社会的关系自然十分复杂。 并不是每一个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都有道德隐喻，也不是每一个从疫情中诞生的道德隐喻都只针对疫情本身。 文学要特别注意疫情的话语观念。

苏珊·桑塔格

凭借作品《疾病的隐喻》

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人们需要使它成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对象，使它成为自己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责任。 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推论上，传染病的特征都需要某种群体相关性。 与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论，不如说这是人类出于恐惧的本能反应。 传染病的攻击方式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温暖的行为，如谈话、聚会、触摸、亲昵等，所以防治病毒的方式与人性的特征完全相反。 在病毒的阴影下，除了对生物学的探索和研究，未来的人类社会将加速向虚拟世界的发展和转移。 人们的身体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瘟疫城市攻略，但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却会越来越近。 靠得近并不代表亲近，他们甚至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被对方胁迫的困境。

这场疫情也厘清了个人和社会的思想格局：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如何处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恰恰对应了他们的反作用力——个体疾病和群体瘟疫。 疾病和死亡作为其结果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不同类型的疾病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不同方面。 传染病让我们直面人的社会属性； 创伤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受伤后身体的残酷； 癌症显示的是生命系统本身的障碍，是生命系统的有限终结。 没有什么比疾病更能让人充分而深入地关注自己的感受，并认清生活的真实情况了。 因为疾病，我们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灵活可动的身体，终于与社会价值观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了密切的联系。 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身体的自由是那么的有限和脆弱。 我们应该如何描述疾病？ 如果我们想让疾病摆脱笨重的隐喻外衣，恐怕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话语革命。

瘟疫是病毒与人体细胞和组织之间的一场战斗。 但如果仅限于这种说法，显然是空洞的，需要我们去了解其中的细节。 例如，冠状病毒最初存在于蝙蝠中。 变异后，它利用自己的冠状触须与人体细胞ACE2蛋白的触须结合，从而深入到细胞内，将自己的RNA置于细胞核内，捕获细胞。 并产生更多的病毒。 大量病毒从死亡细胞中冲出并开始攻击更多细胞，免疫系统突然被激活，人体面临炎症因子风暴……当我们描述伴随生命的疾病时，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一种说话方式。 这既不是纯粹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人文隐喻式的主观描述。 它基于对当前生物学呈现的可视化现实的“模糊近似”。 这种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话语方式可能成为未来表达文化的重要方式。 而抒情，尤其是被模式化的传统抒情，将在这套话语中失去地位，变得苍白无力。 瘟疫不再是一个恐怖的神话，而是一个理性上可以理解的东西，尽管它仍然让我们感到恐惧。

在生物面前，我们的科技就像原始人一样。

——爱因斯坦

一方面，科学话语在文化表达中的分量会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我们所谓的“高科技”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在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科技背景下，我们感受到人类科技创造了神奇的奇迹。 但一场瘟疫，就像几十万年前的瘟疫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给“科技社会”致命一击。 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在生物面前，我们的科技就像原始人一样。”

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生活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 今天，在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看来，人类和动物的存在已经达到了同等的规模。 人的极限在哪里？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紧迫的中心问题。 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作为观察者本身会影响数据的测量，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分为主观和客观，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文化层面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了解自己作为观察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 我们永远不能太确定自己的判断，我们必须有专业实践的能力，这正是人类所做的。 困境与希望。

本文首发于《文学杂志|特刊·新批评》

第 176 期（第三版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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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玉凌空

来源｜《文学报》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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